1920年西方断言中国必亡,一英国老头却说它将取代美国,92年后应验
1920年,全世界都在等中国死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列强瓜分。1920年的中国,在西方眼里就是一具等待入殓的尸体。
可就在这一年,一个48岁的英国哲学家罗素跑来了,在中国待了九个月,回去后写下一句话: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比说太阳从西边出来还离谱。要知道,那会儿整个西方世界都在传播一个论调——黄祸论。
一幅画里藏着的恶意
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亲手画了幅画。画面上,一个戴着清朝帽子的黄色恶魔张牙舞爪,欧洲各国的天使手持利剑准备围剿。画名直接了当,就叫《黄祸图》。
威廉二世把这画送给俄国沙皇,还附了封信:黄种人是白种人的天敌,必须联合起来消灭他们。
这不是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19世纪末,整个西方精英阶层都在说同样的话。你看这逻辑有多荒谬——中国弱的时候,他们说你是东亚病夫,该被殖民;中国稍微有点起色,他们又说你是黄祸,要威胁世界。反正怎么说怎么有理。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在1910年写了篇小说,幻想西方用生物武器灭绝中国人。这篇恶毒的文字发表在当时美国的主流杂志上,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
英国驻马来亚总督拉斐尔斯跑到东南亚,看到华人移民就惊呼:他们在建立第二个中国!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被拿来当武器,说中国人太能生,会吃光全世界的粮食;说中国劳工会抢走白人的饭碗;说中国一旦强大起来,就会入侵欧洲。
这些言论背后是什么?是1882年美国的《排华法案》,是加拿大的人头税,是澳大利亚的白澳政策。华人在海外被当作牲口一样对待,干最苦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还随时可能被打死。
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威廉二世发表演讲,题目叫《不要宽恕》,他说:去吧,让黄种人在一千年后还记得白种人的可怕。
这就是1920年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不光在现实中被踩在脚下,在舆论上也被判了死刑。全世界的主流声音都在说,这个古老帝国完了,没救了,就等着被瓜分干净。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快绝望了。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有人主张全盘西化。鲁迅在呐喊,可大多数人听不见。
杭州山顶的十分钟
罗素是带着失望来中国的。
1920年夏天,他刚从苏联回来,本来以为布尔什维克革命能给人类带来希望,结果看到的是专制和镇压。他在给情人的信里写:我对西方文明感到极度失望。
10月,他和女友朵拉·布莱克坐船到了上海。讲学社给他开出2000英镑的讲学费,在当时是天价。梁启超、蔡元培、郭秉文这些人组织了讲学社,就想找个西方大师来给中国指条路。
罗素去了杭州。那是个炎热的夏末,他们坐轿子翻山。轿夫们累得满头大汗,到了山顶停下来休息。
就是这十分钟的休息,改变了罗素对中国的看法。
他看到轿夫们坐成一排,掏出烟斗,有说有笑。那种笑声里没有怨恨,没有绝望。他后来在《中国问题》里写:仿佛世上没有什么愁心事。
这一幕击中了罗素。他突然明白,这个民族有一种西方人没有的东西。不是财富,不是武器,而是一种面对苦难依然能保持平和的能力。
罗素在北京住了八个月。他住在城里,每天在胡同里散步,看小贩叫卖,看孩子玩耍,看邻里之间的往来。他发现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完全不同于西方。西方是个人主义,中国是家族伦理。一个人的行为关系到整个家族的脸面,所以有天然的约束。这种约束不是来自警察和法律,而是来自血缘和人情。
11月,罗素去长沙讲学。台下坐着一个27岁的年轻人,负责记录,这个人叫毛泽东。讲台上的罗素在讲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台下的毛泽东在思考中国的出路。
两种改造中国的路径在同一个时空交汇了。罗素主张渐进改良,毛泽东最终选择了革命道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罗素不赞成的手段,恰恰创造了他预言的结果。
一场病让他看清人心
1921年3月,罗素病倒了,病得很重,一度生命垂危。日本和美国的报纸抢先发了讣告,说罗素已经死在中国。
中国民众的反应让罗素意外。普通老百姓跑到他住的地方打听消息,学生们自发为他祈祷。等他病愈之后,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在庆祝。
罗素在病榻上想明白了一件事:这个看起来一盘散沙的国家,实际上有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不来自政府,而是来自文化和人心。
1921年7月,罗素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他花了一年时间写《中国问题》。
这本书里,罗素做了三个判断。
第一,中国不会通过武力征服世界。他说中国人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历史上从未主动侵略别国,中国的力量不是靠抢夺,而是靠自己的能力生存。这个判断打脸了所有鼓吹黄祸论的人。
第二,中国30年内能成为科学强国,前提是政治稳定和资金充足。罗素说中国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完全有这个潜力。1920年说这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当时的中国连一家像样的现代工厂都没几个,文盲率高达90%以上,可罗素偏偏看到了潜力。
第三,中国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强国,甚至可能超越美国。
这句话在1922年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英国汇丰银行后来在网站上评论说:摆脱时代偏见是罗素的卓越之处。
他开的药方
罗素还开了药方。他说中国必须发展工业,普及教育,但绝不能全盘西化。要用西方的科学技术,但保持中国的文化本色。
他警告中国人不要走两个极端。一个是全盘照搬西方,丢掉自己的根;一个是盲目排外,拒绝学习。
罗素自己也知道,这条路不好走。他在书里写:如果中国开始发展工业,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喊"工业黄祸",西方的利益在于让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
这个预测也准得可怕。后来的历史证明,西方确实一直在遏制中国的工业化。从技术封锁到贸易制裁,手段层出不穷。
罗素把这一切都看透了。他不是先知,他只是用理性和良知看问题,而不是用偏见和私利。
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里提到他关于中国的著作,说他捍卫了人文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90岁的罗素给周恩来和尼赫鲁发电报,劝双方停火。周恩来回了一封长信,详细解释了边界问题的历史由来。罗素不光把中国的立场传达给西方,还派助理去边境调停。
这个老头子到死都站在中国这边,不是因为他收了好处,而是因为他在1920年看到的东西,后来一直在应验。
笔者以为
2014年,中国GDP超过美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是一战以来第一次有国家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
罗素的预言应验了。从1922年到2014年,92年。算上他说的30年成为科学强国,时间线惊人地吻合。
可问题是,为什么一个百年前的英国人能看清的事,今天的西方精英反而看不清?
他们不是看不清,是不愿意看清。从19世纪末的黄祸论,到21世纪的中国威胁论,话术升级了,内核没变。本质上都是一种焦虑——焦虑自己的霸权地位不保,焦虑非西方文明的崛起。
罗素当年就说过,西方坚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好得无法估量,所以遇到中国这样的国家,总以为是在做最仁慈的事——让中国人变得像西方人一样。但这是严重的错误。
这种认知框架到今天还在作祟。西方习惯了用自己的标准评判一切,容不得别的文明走出不同的道路。中国越是证明另一条路行得通,他们越是焦虑。
罗素的伟大之处不在于预言准确,而在于他突破了这个认知框架。他承认文明的多样性,承认不同的发展道路都有合理性。这才是真正的思想自由。
1970年,罗素去世,临终前他还在为反对越战奔走。这个老头子活了98岁,一辈子都在跟偏见和霸权做斗争。
他留下的遗产不是一本书,而是一种眼光——用理性和良知看世界,而不是用偏见和私利。这种眼光在百年前稀缺,在今天依然稀缺。
历史用一百年证明了罗素是对的,可西方学到教训了吗?看看今天的国际舆论就知道,那些老调子还在唱,只是换了新词儿。罗素要是活到今天,估计会摇摇头说:你们怎么还没长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