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静宜：从文革“红人”到历史“善终”？

编者按：谢静宜，在文革期间，成为我国知名的要员。这位仅初中毕业的年轻女性，曾一度执掌清华、北大，并在十大会议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同时兼任北京市委书记，从而跻身中央权力的核心圈层。她职业生涯的飞跃，与她文革期间的出色表现密不可分。与她同名的迟群被判刑十八年，而她却得以安然度过，并在沉寂多年之后，出版了一系列关于陪伴伟人的系列书籍，这不禁让人对其非凡的才能感到赞叹。

1960年谢静宜在杭州汪庄与毛泽东合影

谢静宜，山东青岛人士，初中毕业。她于1935年12月诞生，1952年毅然投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怀抱。次年春天，她从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春七九三部队（原军委机要学校，现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圆满毕业。同年，她便投身于中央办公厅机要局的工作之中。

1953年，她完成了吉林中央军委长春机要学校的学业，随后被分配至中南海，在中央机要局履职。在此期间，她受到江青的召唤，负责搜集资料工作。1956年5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曾先后担任党支部组织委员、青年委员，并兼任团支部书记及团总支书记等职。1958年，她进入中央办公厅机要学校深造。自1959年起，她成为毛泽东主席的机要员，主要负责接收与发送电报，以及记录保密电话。

1967年7、8月，毛主席南下去长江游泳，由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陪同前行。行前，周恩来告诉杨成武，中央决定由他担任周和毛的联络员，并告他：“要中央机要局送两名译电员跟你去。”据杨成武回忆：“中央机要局需派遣两名译电员与你同行。”杨成武回忆道：“中央机要局派来的两位译电员中，一位是广东籍人士，另一位则是毕业于长春机要学校，后分配至中央机要局工作的谢静宜。”

谁料，“小谢”这名译电员，竟在一年之后声名鹊起，成为全国瞩目的风云人物；而在数年之后，他更是有幸列席政治局的重要会议。

至1968年七月尾声，坐落于北京西郊的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派性斗争正陷入激烈的漩涡。毛泽东同志遂从北京各工厂精心挑选了相关人员，组建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同时，以中央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的军人为主体，成立了“军宣队”。两支队伍一同踏入清华园，展开了他们的宣传工作。

这个所谓的“工宣队”仅是虚设，真正掌握实权的是“军宣队”。最初，八三四一部队的政委杨德中担任了清华大学革委会主任以及党委书记的职务。然而，杨德中后来遭到排挤，其位置便由八三四一部队的副指挥张荣温所取代。在此期间，革委会的副主任和党委副书记职位由多位人士担任，其中不乏两位青年才俊：一位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所指定的八三四一部队政治部宣传科副科长迟群；另一位则是刚刚晋升为译电员的“小谢”。

张荣温虽在军队中担任高职，实则与高层并无瓜葛。如清华大学当时的党委副书记刘冰所忆述，张荣温“身为革委会主任，却须事事遵从迟群、谢静宜的指令。”张荣温调离后，“学校的一切重大权力，随即落入迟群、谢静宜二人之手。”此现象不仅限于清华，北京大学亦由他们共同掌控。迟群与谢静宜同时执掌两所顶尖学府的权力，如此奇观在清华、北大乃至全球历史上均属首次。“小谢”的政治生涯亦从此一跃而起。

“小谢”一肩挑起了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的双重管理重任，权力显赫。在那个时代，高校入学考试尚未普及，招生采用的是将名额分配至全国各地，并由党政机关推举“工农兵”子弟入学的制度。一旦踏入校门，无论过去从事何种职业，统称为“工农兵学员”。

“确实存在一些至关重要的指示，是谢静宜首先传达的，之后才正式出现在中央的文件中。”

“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启动，恰逢一九七四年之初。然而，这场运动的发端，实则源于迟群与谢静宜向毛泽东所作的汇报。他们在汇报中提及，于林彪住宅中发现林彪所撰写的孔孟学说相关言论。毛泽东听后回应道：“啊，那些反动阶级，那些鼓吹历史倒退的势力，无不尊崇孔子，反对法家，反对秦始皇。”随后，他指示迟群、谢静宜二人整理相关材料，以便审阅。于是，迟群、谢静宜率领众人前往林彪住所，翻箱倒柜，搜集整理出一批揭露林彪尊孔的材料，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

《林彪与孔孟之道的继承关系（材料之一）》通过将林彪的言论与孔子的教诲进行对照分析，并辅以按语，旨在论证林彪堪称孔子的“忠实传人”。林彪曾言：“若不设立国家主席，国家将无主，名不正则言不顺。”孔子亦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按语指出：“林彪无视毛主席多次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以孔子‘名不正言不顺’的陈词滥调为依据，死硬地秉持其反党政治纲领，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同意转发。”由此，《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被纳入1974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自此，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启动。迟群与谢静宜亦因此成为了这场运动中的英雄人物。

1月25日，中央直属机关与国家机关共同举办了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江青亲自指挥，批判孔子理论的职责落在了迟群和谢静宜身上。他们指出，孔子“竭力捍卫和力图挽救奴隶制，实则意图复古倒退，抵制社会进步，试图开历史的倒车”。至于那些党内机会主义的头目，从陈独秀始，包括王明、刘等人，无不奉行孔孟之道，以此来抵制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谢静宜虽然言辞不多，却反复强调，批孔“旨在挖掘修正主义、林彪反党集团的根源，是对封建、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公开挑战。”

江青还委任迟群和谢静宜当她的“代表”，到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司令部、文化部、北京市委送信，分发批林批孔的材料。那些接材料的大官们，一个个诚惶诚恐地恭迎迟群和谢静宜两位“江青同志的代表”，让二人出够了风头。春节期间，江青还特地与二人谈话，向二人许愿道：“你们都将担任八三四一部队的副政委。”

1975年11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要求让谢静宜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让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培养。

将“小谢”任命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之举，颇显不寻常。尽管毛泽东并未采纳此建议，然而自那以后，谢某便“实质上”参与了政治局的工作。

谢静宜的地位得以提升，荣膺“特殊身份人士”之称：虽非政治局委员，却得以跻身政治局会议之列。

1975年春，毛泽东在离开京城十个月后重返北京，于5月3日，他召集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们举行了一次会议。谢静宜亦在列席人员之中。当毛泽东与每位与会者逐一握手时，面对女副总理吴桂贤，他不禁问道：“你不认识我吗？”吴桂贤回答道，她曾在1964年的国庆节见过毛主席，但毛泽东却表示：“我并不记得了。”轮至谢静宜时，毛泽东与她展开了一段简短的对话。

毛：“做大官了，要谨慎啊！”

谢：“我本无意追求高官厚禄，然而，如今所担任的职务却日渐显赫。”

毛：“试试吧，失败了也得卷铺盖。”

显而易见，毛泽东心中对谢静宜的才能有充分的了解。

谢静宜，现任北京市委书记，曾在北京市某中学发表讲话，对教师群体提出尖锐批评：“教师群体普遍持有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怎能有效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1975年，邓小平同志复出，着手全面整顿各行各业。同年8月，北京市教育局秉持邓小平同志的指导精神，开展了一次深入的调查研究。调查报告指出，北京的中学生参与“教育革命”活动，过多地投入于下乡“学农”和下工厂“学工”，导致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严重不足。谢静宜女士闻讯后，竟立刻声称要追溯此事背后的推手，意图查明究竟是谁起草了这份报告。

迟群、谢静宜两人曾为拉拢刘冰而封官许愿，告诉刘冰说“想让你当北京市委书记”。刘冰不肯上他们的船，自然成了他们的眼中钉。8月中旬，刘冰在学校党委会传达了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谢静宜跑到刘冰的办公室，大嚷大叫：“你昨天下午开会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为什么不告诉我们一声？”事后刘冰回忆：“她满脸怒气，脖子上的青筋鼓了起来，活像一尊凶神站在我办公室的中央，盛气凌人地重复着：‘我们不是没有告诉过你，为什么你急着传达？’”刘冰毫不退让，说：“市委有规定必须传达，我为何不能传达？为何传达还需经过你们同意？”

刘冰未遵循“恶人先告状”的古老教诲，却先后在8月与10月两次与党委的其他三位副书记及常委联络，分别向毛泽东写信。信中主要针对迟群进行揭发，同时对谢静宜也提出了批评。然而，对于谢静宜，他的态度显得更为和缓，仅表达出“期望谢静宜同志能够秉持党的立场，与迟群同志的错误行为进行斗争”的意愿。

他们设法将信件送达邓小平手中，进而转呈给了毛泽东。然而，那时正值毛远新不断渲染舆论之际，加之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持保留意见，未明确表态。接获刘冰来函后，毛泽东随即在纸上用铅笔草书数语：“清华大学刘冰等人致信举报迟群与小谢。然余观其信中动机，实非纯正，似有意图倾覆迟群与小谢。信中矛头所指，直指吾身。吾身处北京，彼等书信为何不直接致吾，反需经小平转达？小平偏袒刘冰。此事件所涉清华问题，非孤立之事，实乃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缩影。”

11月3日，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莅临清华大学，参加了清华与北大两所高校的党委常委会。会议中，吴德就刘冰等人致信毛泽东，揭露迟群及“我们市委书记谢静宜同志”的行为，传达了毛泽东所写纸条的核心要义。

吴德在发言中故意避开了“小平偏袒刘冰”的表述，这使得基层干部对“批邓”的真实意图难以捉摸。然而，不久之后，“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序幕正式拉开，迟群与“小谢”随即成为了“批邓”运动中的英雄人物。

谢静宜文化程度虽不高，政治嗅觉却很灵敏。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她显得高兴异常，与迟群二人在众目睽睽之下互相追逐，哈哈大笑。当晚，她打电话给青年团市委，询问原定次日召开的“北京市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山下乡誓师大会”的准备情况，并下令“大会照常进行，务必热闹非凡，敲锣打鼓。”面对学生们的强烈要求，大会决定延期举行，谢静宜随即下令：“与会人员不得佩戴黑纱、不得佩戴白花，发言中不得提及周恩来总理的名字，不得提及‘继承周总理的遗志’，会议要敲锣打鼓，欢声笑语。”同时，她强制要求团市委审查会议发言稿，将“怀念周总理”、“学习周总理”、“继承周总理遗志”等字眼全部删除。

她之大胆无畏，致使清明节前夕，民众纷纷涌至天安门广场，缅怀周恩来总理之际，亦有高声疾呼“打倒迟群、谢静宜！”4月5日，谢静宜从市区致电清华大学，声称“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之举，实乃反革命事件，是有组织、有计划之捣乱行为。”而迟群则在校园内部发动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搜捕“反革命分子”，并对近四十名教职员工实施了“隔离审查”。

在1976年二月，谈及政治局对邓小平的批判事件时，她评价道：“其中，张、江、姚、王四人尤为出色。至于其他几位，也有可取之处，然总体而言，则不尽人意。”

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的离世，举国上下沉浸在悲痛之中。谢静宜女士基于对江青同志将接任党的领导地位的预判，多次与迟群同志商议，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动员师生致信江青同志表达忠诚。她特别强调：“在信件中，应减少对毛主席丰功伟绩的描述，而着重于表达江青同志对我们的深切关怀。”同时，她鼓励大家：“在江青同志的指引下，继续秉承毛主席的遗愿。”

27日，江青率一个排的警卫部队，卡车上搭载了几匹马，在迟群与谢静宜的伴随下，疾驰至清华大学团河农场（该农场曾是北京市公安局劳改农场的一部分）。她声称此次出行是为了“探望教职工，参与劳动”。然而，抵达花生地后，她仅是摆出一个手持铁锹挖掘泥土的姿态，拍摄了几张照片后，便在谢静宜的搀扶下离开了花生地。

随后，在随从的搀扶之下，江青与谢静宜各自跨上了骏马，在众多随从的簇拥中悠然漫步。彼时的江青自信满满，坚信最高权力已尽在掌握。她骑在马背上，环视四周围绕她的众位男性，随口议论道：“在生产力领域，女性占据着基础地位。”“在原始社会，女性掌握家政大权，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升，未来治理国家的也将是女同志们。”“女性亦可登上帝位，在共产主义社会，也会有女皇出现。”

江青与谢静宜，两位“女同志”，前后相随，神气活现。然而，这却是她们最后一次驾驭骏马。不久之后，江青沦为阶下囚。谢静宜的繁华日子亦随之告终。

迟群、谢静宜与四人帮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被捕。但对他们的审判却推迟了几年。若说干坏事，迟群、谢静宜没什么区别。而且实际上谢静宜与四人帮的关系比迟群深得多。所以1983年审判四人帮余党时，官方为迟群指定的辩护律师说：“我认为谢静宜在迟群的整个犯罪活动中起了重要作用……某些重要犯罪意图，‘四人帮’都是通过谢静宜转达给迟群的。如‘三•二六’诬陷邓小平，就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传达的，去河南马振扶公社中学，也是江青通过谢静宜向迟群布置的。”

可是，审判的结果却大出人们意料，迟群“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出狱后不久得癌症死去），谢静宜却“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主持人：谢静宜，请你如实陈述你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行！

谢静宜：我没反对过毛主席。

大会主持人询问：毛主席曾倡导“批林批孔”，而您在会议中又提到了“反对开后门”，这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悦，甚至受到了他的批评，是否确有此事？

谢静宜表示：确实发生了那样的事情，我当天便向主席进行了自我反省。我向主席说明，是江青同志让我传达的，我一直以为江青安排我的事情都是经过您首肯的，但现在看似乎并非如此。今后无论江青让我做什么，我都会先向您请示，得到您的同意后再行动，可以吗？毛主席对此表示了同意。主席已经对我表示了谅解，为何你们还如此锲而不舍地追究？

主持人缄默不语，接着追问：“四人帮”派遣你至北京市，旨在对抗吴德同志，企图颠覆北京市委的领导地位，你务必如实陈述！

“这个人实在狡猾。”江青也跟着说：“他是个老油条！”我当晚便将此事告知了吴德同志，并提醒他需谨慎行事。

该回答令主持人无话可说，遂宣布会议结束。至于史松所负责撰写的那篇重要批判文章，因尚未着手筹备，故未能继续展开。史松所遭遇的困境，正如惠宪钧在后续访谈中所描述的：“她总是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记录着主席、汪东兴、这位副总理、那位副总理等人的言论。若要对她进行批判，让她陈述事实，她却会逐一说明每件事是由谁提出的，如何对她进行评判？这显然违背了客观原则。”

小谢，在沉寂了多年、几近被人遗忘之际，毅然决然地挥笔撰写了《在毛主席身边》一书。紧接着，《毛主席给予我们的教育、理解和关怀》、《跟随毛主席在外地视察》、《在外地视察的毛主席》等作品接连问世，篇篇都是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歌颂。她坦言，自己“深感有责任与义务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留给后世”。然而，她所描述的，无一例外，都是早年担任译电员时的点点滴滴。仿佛她的一生，都只是默默无闻的小译电员，未曾有过显赫的地位，未曾管理过我国最顶尖的两所大学，未曾踏入过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室，甚至仿佛中国从未发生过“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

注释

“谢静宜并无显著才能，她的背景也平凡无奇，仅是一名为中央机要局送信的普通机要人员。若得主席的庇护，她尚能有所作为；一旦主席不在，她便一无是处。她又能懂些什么？让她提出见解，她恐怕难以胜任。即便你提供思路，她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领会。相较之下，迟群则显得更为聪慧。总之，她并无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