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为什么执意“跑路”莫斯科的真相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陷入激辩之后，尤其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之际，王明乘着中苏两党两国间的矛盾与分歧，巧妙地调整立场，更名为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持续发表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攻击性文章。

王明步入了人生终途，自此未再踏上那孕育他的故土。

01

1949年3月23日，新华社发布了一篇题为《中共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报道，字数达到1500字。该报道独具匠心，打破了中共长期在新闻稿件中隐瞒中央驻地的惯例，特别由毛泽东亲自点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是在石家庄周边地区举行的。

就在这一天的清晨，中共中央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的机关人员，在西柏坡完成了行装的整理，步入了通往北京的征程，以迎接“进京赶考”的历史使命，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

由于孩子病痛缠身，王明一家的迁徙之旅延至五月才从河北的平山迁至北平的香山定居。数月之后，他们又搬至城内东皇城根的骑河楼，落户于孟公府2号，从此便再也没有更换住所。

王明一家在北京

6月，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王明先生荣任副主席一职，并担纲筹委会主任之重任。

在9月21日至30日期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王明先生积极参与，最终荣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的殊荣。

新中国成立之际，王明肩负重任，担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以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多重职务。

孟庆树女士身为法制委员会的委员，同时亦担任该委员会资料室主任一职。

王明勤奋耕耘，热情领导法制委员会，精心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各类法律与规章。

1950年，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选定王明负责起草新中国的首部《婚姻法》。王明对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法律法规及各类文献，迅速提炼出了婚姻法的核心精神与基本准则。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第七届全体会议，在此会议中，王明同志受法制委员会委托，向大会提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草案》。随后，王明同志详细汇报了该法案的起草过程及其立意所在。与会代表经审议，一致通过了这部包含八章、二十七条规定的《婚姻法》。

4月30日，毛主席发布中央政府之命令，《婚姻法》自1950年5月1日起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这部凝聚了王明倾注的心血与汗水，历经41次修改的我国首部《婚姻法》自颁布以来，沿用至今已30载，直至1980年方得重新修订。

李光灿表示：

“王明亲自口述，由我负责记录整理。连续17个小时，他滔滔不绝，边述边修正，一气呵成，最终汇聚成一篇字数达23000字的《婚姻法报告》。”

毛泽东对婚姻法的起草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并对该法律表示了高度的评价。他视其为“摧毁封建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利器，同时也是构建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

在法制委员会的履职生涯中，即便身体状况并不理想，王明依然坚持带病奋战。在此期间，他频繁参与并领导各类会议，积极分享自己的法制理念。特别是在1950年2月6日，他主持召开了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并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这一方针为监狱工作的开展指明了明确的方向。

王明在我国的法制建设领域展现出的卓越才能与敬业精神，本应开启其政治生涯的新篇章。然而，由于他性格中的偏执与固执，他屡次忽视毛泽东、刘少奇的忠告，固执己见，对历史问题始终未能正视错误，亦未勇于承担相应责任。

02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在这场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发表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并发表了《不要四面出击》的重要讲话。

会议明确了八项关键任务：推进土地改革、稳定市场物价、调整工商业结构、彻底肃清反革命势力、整顿党的组织，旨在三年之内显著改善我国经济状况。

正当会议进入尾声之际，中共中央亦表决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原本，七届三中全会的核心议题集中于探讨财政经济政策，并着手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为什么中共中央又旧事重提，好像毛泽东老是要跟王明过意不去呢？

非偶然之事，实则与七届二中全会期间王明对其过往错误所持态度密切相关。

1949年三月，于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对王明的态度进行了批判，指出其不愿进行自我反省，惧怕承担责任，总是将功绩归于自己，将过错推给他人。在会议闭幕之际，毛泽东以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口头发出要求，责令王明就历史上的错误问题撰写一份声明书，以便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王明虽口头表示同意，却始终未给出回应，使得此事悬而未决。

1949年10月23日，刘少奇同志受中共中央政治局之命，与王明同志进行了一次重要谈话。在谈话中，刘少奇同志严肃指出王明同志未充分尊重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并敦促其尽快撰写声明书，以便提交中央政治局进行审议。

26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并在会议决议的第九项中明确指出：

在听取刘少奇同志的汇报后，中央政治局一致认为，刘少奇同志在王明同志谈话中展现的立场是恰当的。王明同志应严格遵循二中全会所做出的决议，并依据二中全会上同仁们对王明同志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会上所表达的愿意撰写声明书的承诺，立即着手撰写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审议。

11月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布了一则由主任杨尚昆亲自签署的通知，该通知将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决议正式传达给了王明同志。

在接到相关通知的次日，即11月6日，王明致信毛泽东。

1. 针对内战时期存在的错误，我在1945年4月20日致信六届七中全会，明确表达了对该会于同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完全认同与接纳。

主席多次不厌其烦地询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看法，并强调，若我察觉其中存在不符事实之处，中央愿意对决议进行相应的修订。

以往数次，我均已表达完毕，不再有其他意见。然而，在最后一次，鉴于主席屡次垂询，我决定遵从主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诲，将心中所思所想，再次向党的领导核心陈述。在此，我再次向中央郑重声明：

我坚决拥护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决议中涉及的相关问题，将不再向任何个人提出任何不同看法。

2. 针对抗战初期所出现的错误，中央已经作出明确结论。作为一名党员，我对此表示完全的接受与服从。

在这封函件中，王明对自身在抗战初期所犯的错误，仍旧未曾提及一字。

王明同志截至目前，对自身过往的错误仍拒不进行反思，对党中央所持立场显得态度不诚，且其未遵循二中全会决议，向政治局提交声明书的行为，已显露出其纪律上的严重失范。

在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前夕，王明因赴天津考察地方工作，返京后不幸病倒。因此，当1950年6月9日这一决定正式通过之际，王明未能出席此次会议。然而，他于当日致信杨尚昆，并请其转呈毛泽东，信中表达了他的关切与意见。

“在多位医师连续几日的葡萄糖注射治疗下，我的心脏衰弱状况已有明显改善。然而，肠炎腹泻的问题尚未痊愈，每日仅能摄入少量的流质食物，因此仍无法正常工作。遗憾的是，我未能参加三中全会，恐怕在政协全国委员会的头几天会议中也难以参与，这让我感到非常焦虑。除了继续请假数日，我还特地向您汇报这一情况，恳请您放心。”

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决议

（1950年6月9日）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于1949年2月之际，针对王明同志在内战与抗日两个时期所犯的错误，会议决定要求王明同志撰写一份声明书，并提交至政治局进行审阅。王明同志在全会期间，亦已口头承诺接受这一决议。

实际上，王明同志对于这一决策的执行，始终抱持着延宕的立场。尽管在政治局的多次敦促下，尤其是在1949年10月25日，刘少奇同志受政治局委派与王明同志进行了谈话，明确指出王明同志无视二中全会决议，迟迟未提交声明书的行为是不妥的，并督促他尽快完成声明书的撰写。

同月26日，在听取刘少奇同志就与王明同志交谈的情况所作的报告后，政治局随即向王明同志通报了相关决策，明确指出：

“王明同志务必遵循二中全会所做出的决议，同时依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其提出的批评意见，以及王明同志在会上公开表示的意愿——即撰写声明书，应立即着手完成声明书，并提交政治局进行审阅。”

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致信主席，提及他在内战时期所犯的错误。早在1945年4月20日，他曾向六届七中全会提交一封信件，明确表示完全拥护该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后来他对该决议有所保留，并表示了不同意见，但他始终坚持只接受这一决议，并未作出其他声明。

面对抗日时期所涉的错误，他不仅准备接受中央的既定结论，而且坚决拒绝就个人立场发表任何声明。

三中全会指出，王明同志至今未曾对过往的错误进行深刻反省，其对待党中央的态度显得不真诚。此外，其未遵守二中全会决议，向政治局递交声明书的行为，亦显现出其缺乏纪律性。

三中全会决定：

王明同志理应遵循二中全会的决议，对他在内战时期以及抗日时期所撰写的各类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中存在的原则性错误进行深刻反思。此举旨在表明他已深刻认识到并承认了自身的错误，并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正。声明撰写完成后，应立即呈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如有必要，政治局将提交给后续的中央全会进行讨论。

(一) 我需花费多少时间？事实上，若要详尽回顾我在内战与抗日战争中所撰写的所有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献，并对其进行适当的归纳总结，这无疑将是一项耗时颇多的任务。

（二）我提出请求，希望毛泽东同志能够将我于1937年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所提交的报告提纲以及我的个人笔记本归还给我。记得在会议尾声，中共秘书长王首道依照毛泽东同志的指令，将与会人员的笔记本及所有活页纸悉数收回，但自那以后，这些物品便未曾返还。

(三)在我手中保存的武汉时期《新华日报》的合订本、延安的《新中华报》以及其他众多资料，在1947年延安撤退之际，依照毛泽东的指示，均被转移至瓦窑堡。然而，自那之后，这些资料便音讯全无。我在信中恳请归还这些资料，或者提供一套替代的资料，以备日常工作的需要。

8月18日，毛泽东于王明来函上签署了指示：

“王明的声明书须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完成，并提交至政治局审议。同时，请尚昆同志核实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是否妥善保存。关于此事，请尚昆同志以口头形式通知王明。”

紧接着，杨尚昆命孟庆树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并告知了王明。

03

身体的病痛、工作的繁重，以及心理上的压力，交织成了一幅精神上的重负，使得王明的病情愈发恶化。进入九月上旬，王明这位始终坚持不签署声明书的人，向中共中央递交了前往苏联接受治疗的恳请。

鉴于王明当时的身体状况，以及苏联的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均优于中国国内的现实，中共中央迅速批准了他的申请。然而，王明却无中生有，宣称是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立刻前往苏联”。

9月12日，刘少奇受命代笔，为毛泽东撰写了一封致斯大林的电报。电文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的审阅批准下，由师哲负责翻译，随后，电报被委托给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并由其发送至莫斯科。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夫妇携其两名子女，以及随行的保健医生——北京医院的陈锋禹医生和保姆陈启珍，共计六人，在秘书田书元的陪同下，乘坐火车踏上了前往苏联寻求医疗救治的旅程。

对此，二十多年后，王明却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诬蔑说成是毛泽东“突然安排”，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他在《中共五十年》中说：

1950年10月25日的上午11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亲临寒舍，传达了一则重要通知。

“清晨九时，刘少奇将我召至面前，告知我，昨晚毛主席曾与他商议，王明计划于今日午后搭乘开往满洲里的火车前往苏联。他让我速办手续。我的事情很简单：请即刻联系外交部，安排为您全家办理护照事宜。我将护照交予你。您可选择带走任何一人，我仅需他们的照片即可。已向铁道部通报，将于今晚六时在开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您预留一节公务车厢。时间不多了。还赶得上吗？

我问他：“传闻，我军志愿军将于今夜午夜时分渡过鸭绿江大桥开赴朝鲜战场。据称，麦克阿瑟已下达命令，要求美军空军在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的同时，对山海关至满洲里全线铁路进行集中轰炸，旨在切断北京至满洲里以及苏联至满洲里的物资补给。此消息是否属实？”

“没错。”杨尚昆确认。

“若我们明日清晨抵达满洲里，恰逢大规模轰炸，岂不正是如此？”我反问道。

“今日出行与否，全凭你自行裁夺，”他回应道，“若你选择留步，还请告知于我，以便我及时通知铁道部。”

我与孟庆树，自然迅速领悟到毛泽东为何突然作出让我们启程的决定。刘少奇早已应允我们前往苏联，而我们已经期盼启程的日子超过了半年。我们商讨了应对之策。尽管面临风险，我们仍决定出发；否则，能否成行恐怕就难以预料了。

自1950年11月至1953年11月，王明与其夫人孟庆树及子女俩携手赴苏联，共度了一段休养治病的时光。

04

1953年12月9日，王明及其家人重返阔别已久的北京孟公府2号。王明随即致信毛泽东，表达了他的喜悦之情。

“于9日清晨抵达京城，途中一切顺利，请您不必担忧。得知主席身体状况良好，我心甚慰。久违三年，甚是想念能与毛主席及江青同志相见。若主席能抽空接见，还望在方便之时告知，以便我遵照安排前往。”

鉴于王明同志的病情尚未完全恢复，中共中央表现出深切的关怀。董必武同志亲自前去看望，并传达了中央书记处各位同志的问候，叮嘱他务必安心养病，继续休养身体。

1954年4月8日，王明因肝胆炎与肠炎急性症状的突袭，不得不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自此，他再未重返工作岗位。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我国在北京成功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盛会中，政务院正式更名为国务院，并精简了部分部委机构。同时，法制委员会亦宣告撤销，其职能随后由法制局承接。自此，王明在政府序列中彻底淡出，再未担任任何官方职务。

1955年的伊始，王明不幸遭受胆囊炎的急性侵袭，遂入住北京医院接受治疗。面对医生提出的胆囊切除术建议，王明与孟庆树均感忧虑重重，坚决予以拒绝。病痛的根源尚未根除，频繁的发作让王明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体重更是从原先的60公斤锐减至40公斤。

在病榻之上，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彭真、罗瑞卿、沈钧儒、史良、杨尚昆等众多领导相继莅临医院探望，他们不仅给予了我诚挚的关怀，更在医疗问题上竭尽全力予以妥善解决。

05

在国内接受治疗一段时日后，王明的健康状况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因此，他再次向中央提出了前往苏联寻求治疗的申请。中央对此迅速作出回应，随即为他办理了出境手续。

1956年2月1日，王明与孟庆树携手，带领儿子明明和亮亮，以及前次同行的人员，一同踏入了他们心中那“亲爱”的莫斯科。自那日起，王明便步入了人生旅程的终点，从此再未重返那孕育他的祖国——中国。

自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陷入激辩以来，特别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之后，王明遭受了“机会主义头目”、“苏修代表”以及“大叛徒”的指责，成为了被广泛批判的典型，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也日渐疏远。

然而，对于王明的批判与抗争，仍旧仅限于文字的交锋，中共中央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正式决议，亦未将其开除出党籍。

此时，凭借口才与笔锋崭露头角的王明察觉到了转机。在“东风与西风之争”的政治浪潮中，他在莫斯科研习的丰富马列主义理论，宛如满腹经纶，此刻终于找到了发挥其价值的机会。

王明利用中苏两党两国之间的矛盾和裂痕，看风使舵，摇身一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等，自1969年起连续发表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如：《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论中国事件》《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等等，连篇累牍地丑化、歪曲、诬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毛泽东。

1974年3月，已是病魔缠身的王明将1971年至1974年间撰写的《“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大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中国共产党五十年》等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1974年3月27日，王明在病榻上整理完这部书稿的第四天，便不幸在遥远的“亲爱的莫斯科”与世长辞，带着遗憾留在了异国他乡，终年70岁。

他终究未能目睹那部凝聚了他毕生心血的“反毛”巨著问世，而他计划撰写的另一部批判毛泽东思想的著作亦未能成书。直至生命的终结，他未曾击败毛泽东，王明至死都未能心服口服。

直至1975年，该书在妻子孟庆树的辛勤整理下，方由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以俄语版本发行。遗憾的是，孟庆树于1983年9月5日在莫斯科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