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贷贴息落地，居民可节省超40亿元利息费用？能否提振消费？

近日，财政部联合多部门正式印发《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政策实施方案》，标志着超低利率消费贷产品正式落地。这一政策的推出，旨在通过财政补贴降低居民融资成本，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曾几何时，国内消费贷年化利率普遍在4%以上，近年来随着整体利率水平下行，消费贷利率逐步走低，目前市面上主流产品年化利率已降至3%左右，相比之前已经不算高了，但为了进一步降低消费贷融资成本，国家放出大招。

根据《方案》规定，在2025年9月1日至2026年8月31日期间，凡是在指定的24家金融机构申请办理消费贷并实际发生借款消费支出的，可享受1个百分点的财政贴息，这意味着消费贷的利息成本下降至2%左右。

当然，为避免贴息被金融客用于套利，贴息优惠设置了两项限制条件：其一，贷款必须以真实消费需求为依据，严禁将资金挪用于投资；其二，借款人在单一贷款机构可享受的累计贴息上限为3000元（对应30万元消费金额）。不过，若在多家银行申请消费贷，贴息优惠总额可超过3000元。

对银行而言，利率下调带来的收益损失无需自行承担，通过申请财政补贴，1个百分点的让利可得到全额补偿。因此，消费贷贴息的本质是国家向借款消费者提供补贴。

据央行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居民短期贷款新增4732亿元，若按1%的贴息比例测算，全年针对消费贷的财政支出预计将超过40亿元，这是一笔不小的增量财政支出。

国家为何愿意投入如此规模的资金补贴消费？答案在于提振内需，通过降低融资成本，为有消费意愿但资金不足的群体提供支持，从而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那么，这项新政的实际效果如何？不可否认，2%左右的超低消费贷利率确实能吸引部分消费者借款消费，无论是购入汽车、3C产品等实物还是旅游、演唱会等服务消费，都将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产生积极拉动。然而，贴息政策难以让近年来积累的超额储蓄从银行“流向”消费场景，这部分储蓄的所有者，恰恰是最具消费潜力的群体。

如何才能让不依赖加杠杆的家庭和个人的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答案或许在于资产价格的回升。

消费心理学研究表明，决定人们消费意愿的核心因素并非当前收入水平，而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以及存量财富的价值。

未来收入预期不难理解，若预期工资增长、奖金增加，人们自然更愿意在享受生活上多花些钱；存量财富则是消费意愿的基石，只有拥有的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消费者才会更有花钱的底气。

这一现象在东亚邻国日本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上世纪90年代楼市、股市泡沫破裂后，日本陷入长达30年的经济停滞期，居民消费意愿大幅萎缩。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日本的失业率并未长期处于高位，说明大部分家庭仍有稳定收入；同时，日本利率长期维持低位，贷款消费成本几乎可忽略不计。

不过，日本居民消费意愿却大幅衰退，出现大量低欲望族，不结婚、不生孩子、不消费，每天的消费仅为维持基本生存的费用。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资产价格下跌，房产贬值、股票亏损使得日本家庭财富大幅缩水，即便有收入也不敢轻易消费。

回到当前，我国消费不振的关键症结或许正如日本所经历的那样，居民不敢消费是由于过去积累的财富因房价、股价下跌而缩水。经济上缺乏安全感，长期沉溺于资产缩水、投资亏钱的状态里，严重抑制了消费意愿。

要避免重蹈日本覆辙，关键在于稳定并提升资产价格，遏制家庭存量财富下降的趋势。这比消费贷贴息政策更能从根本上提振消费。

近期A股市场的活跃表现无疑是一个积极信号。展望未来，维持股市上涨趋势、形成“慢牛”格局，同时推动住房价格企稳反弹，或许是让居民“愿意消费、敢于消费”的关键所在。

资产价格的稳定与回升，不仅能直接修复家庭财富表，更能重塑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当人们看到房产价值不再缩水、股票账户持续增值，消费时的顾虑自然会减少。这种由财富效应带来的消费意愿提升，远比短期贴息政策更持久、更深入。

因此，在推动消费贷贴息等短期措施的同时，如何通过政策组合稳定资产价格、增强居民财富安全感，或许是当前经济工作中更需要关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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