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南会议前后的毛泽东困境
毛泽东在取得中共绝对领导权之前，也曾被多次打压，一度失去军权，被孤立。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余波未平之际，王明亲自执笔，草拟了中央的决议文件，自此开启了在中央苏区全面实施王明路线的进程。
在此之后，被王明视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毛泽东，便迎来了狂风暴雨般的打压
01
1931年1月7日，上海见证了六届四中全会的秘密召开。
此次会议对红军产生了深远影响，它实际上成为了第五次反围剿战败的根源所在。
按照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米夫的指示，本次会议撤销了瞿秋白与李立三在政治局中的委员职务，而王明则作为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身份，正式融入了中共的领导核心。
王明执掌中共领导权之后，江西中央苏区的领导层亦随之更迭，项英接替了朱德和毛泽东的职务。
项英被王明亲自指派担任中央苏区的领导人，而王明本人则是由共产国际正式任命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
项英
彼时，毛泽东担任中央红军的总政治委员，而朱德则是总司令，中央苏区的军事与政治大权均由朱、毛二人掌握。然而，项英抵达中央苏区后，首要之举便是削弱毛泽东的军事权力。他设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自任主席，而朱德与毛泽东则沦为副主席。
军事委员会的设立，随之使得中央红军的总政委与总司令之职显得冗余，毛泽东的军事权限亦相应得到削减。
项英为何一到中央苏区就针对毛泽东？
问题是关键的。
毛泽东擅长指挥作战，若要说有何不足，那便是言辞略显直率。在会议之上，他总喜提出独到见解，不惧实名反对在座众人。
人缘差不代表要被针对。
毛泽东与王明二人之间存在一项显著的不同：前者未曾踏入苏联领土，而后者却曾在苏联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这正是毛泽东遭受针对的核心原因，在于毛泽东在思考问题时，总是首先从中国的立场出发，而王明等人在分析问题时，则习惯性地站在苏联的视角。
1930年，毛泽东著文《反对本本主义》，并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这一响亮的名言。
审视这一论断，其正确性自是不言而喻。然而，在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眼中，毛泽东的见解却被视为典型的“狭隘经验论”，被诬为“游击主义”，指责其“忽视阵地战”，并认为其“理论基础薄弱”，仿佛他不过是一个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
如果对毛泽东不管不问，势必会成为贯彻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障碍。
02
1931年1月15日，江西宁都的小布见证了苏区中央局的正式成立。然而，当时局中仅项英、朱德、毛泽东三位同志肩负重任。
在二月，上海中央提出增派王稼祥至苏区中央局担任宣传工作的要务，紧接着，亦作出决定，派顾作霖出任少共书记一职。
恰逢此时，富田事变突然爆发，王稼祥便提议，不如将前往苏区中央局工作的同志们集结，组成一个中央代表团。
王稼祥、顾作霖、任弼时三位同志携手组成了中央代表团，于三月启程前往中央苏区，着手处理各项事务。
此次代表团赴中央苏区肩负四项重要使命：首先，系负责传达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其次，旨在建立并完善苏区中央局的领导架构，以强化对苏区工作的指导；第三，对富田事变进行全权调查与处理；最后，协助苏区中央局筹备举办“一苏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众口纷纭，传言代表团此行中央苏区，实则肩负一项不为人知的使命——对毛泽东进行批评。然而，此言实为谬误。
事实上，任弼时与王稼祥抵达苏区之后，对毛泽东提供了诸多支持。
任弼时
项英抵达中央苏区后，曾一度剥夺了毛泽东的总政治委员职务，然而，随着战局变幻莫测，毛泽东很快便恢复了中央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并重新掌握了军事指挥的重权。
在首次围剿失利之后，蒋介石于1931年三月下旬再度集结了十八个师的部队，总计二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二次规模庞大的“围剿”行动。
面对严峻的局势，苏区中央局果断决策，决定重建红一军临时总前委，毛泽东同志继续担任临时总前委书记一职，肩负起领导战争及前方各项工作的重任。与此同时，项英、任弼时等中央局的其他成员则留驻后方，负责相关事务。
6月中旬，毛泽东接棒项英，就任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职，而项英则转任副主席。
这些任命之所以能够顺利通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任弼时的坚定支持。因此，有关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意在打压毛泽东的观点，实则与事实不符。
七月，继第二次围剿的挫败仅余余波，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展开了第三次围剿行动，然而，结果依旧以失败告终。
红军在历经前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辉煌胜利中，毛泽东同志的贡献尤为卓著。然而，在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曙光乍现之际，他心中却隐约预感到，危机或许即将降临。
果然不出所料，在9月20日这一天，王明亲自执笔拟定了一份中央决议——《鉴于工农红军成功突破第三次围剿以及革命危机日趋成熟，所提出的党的紧急任务》。
简而言之，王明意图攻占大城市，却需先夺取一省之地，然而毛泽东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他指出当前红军攻城能力不足，若贸然进攻大城市，风险极高。
王明
在经历第三次反围剿的辉煌胜利之后，党内确实出现了不少同志，他们开始自我膨胀，误以为红军的实力已经足够雄厚，战斗力无比强大。
众多领导者难以领悟，为何毛泽东毅然决然地深耕农村，而众多人却热衷于攻克大城市，进而以之为核心向四周辐射扩展。
众人或许未能深刻认识到红军与国军之间的悬殊，然而，亲历三次围剿并成功带领红军突破重围的毛泽东，对此却有着极为清晰的认识。因此，他坚决主张不应发动对大城市的进攻。
关于是否要进攻大城市，毛泽东与众多人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深感孤独，仿佛众人都沉醉于迷雾之中，唯有他独自保持清醒，不禁感到忧心忡忡。
昔日，王明曾将毛泽东视为潜在的障碍，因而对他抱有针对性的态度。然而，如今毛泽东竟变成了执行其决议的障碍，这便迫使他不得不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应对。
1931年11月初，备受期待的“一苏大会”终于盛大开幕。
在此次会议中，任弼时虽未对毛泽东提出过多批评，然而赣南会议对根据地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否定，从思想、政治、军事以及组织四个层面推广了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并将中央文件转化为具体行动。
必须明确两点：
这一任命的初步决定，实则早在1931年2月2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形成。
其次，赣南会议确立了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成立，并正式任命朱德为委员会主席，彭德怀、王稼祥为副主席，这一决议实际上在赣南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确定。
对毛泽东真正的打压和批判是在赣南会议之后。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至极，目睹自己辛勤培育的红军承受惨重损失，内心难以承受。
03
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亲赴中央苏区，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从而成为中央苏区的最高领导核心。
周恩来亦携来上海中央的明确指示——确立以攻占中心城市为未来战略的核心方针。
上海中央屡次指令，中央红军应先攻克赣州，继之沿赣江而下，最终夺取南昌，以解放江西省。
周恩来莅临苏区，正是为了切实执行这一战略方针，因此他亲自主持召开了会议，就进攻中心城市南昌的战略部署进行了深入讨论。
毛教员还是老样子：我反对！
反复耐心地与中央局的同志们沟通，强调红军目前正面临攻城武器的短缺，坚决不可轻举妄动，进攻中心城市！
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亦深刻认识到对中心城市的攻击存在显著问题。
周恩来随即向上海中央汇报，坦言当前我们攻打大城市实属不易，形势颇为严峻。
上海方面明确回应，务必发起攻势，若非在南昌一城取胜，便需在赣州、抚州或吉安中选择其一展开决战，无论如何，必须攻占一座城池。
上海方面立场坚定，甚至已明确列出可选方案，丝毫不留任何妥协的空间。
直接开会决定打哪个。
毛泽东怒不可遏，沉默不语。我指出不能开战，而你却未与我探讨其不宜开战之理，竟是径直要求我挑选开战之策。
干脆去打赣州。
”我反对！“
众人看着毛泽东，你为何又反对？
毛泽东阐述了两个关键理由。首先，赣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曾在此展开激战，却久攻未果。其次，赣州周边部署了重兵，若久攻不下，红军将面临被围困的险境。
然而，毛泽东提出的反对意见并未被采纳，苏区中央局中多数成员倾向于发动对赣州的攻势。
讨论攻打赣州策略。
毛泽东遵循组织安排，并未推诿责任，随后他又提出见解：若对方执意交战，我们不妨采取策略，不去正面硬碰，而是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表面佯攻，实则吸纳敌方援军，如此一来，便能趁势攻克赣州。
有人不禁发出疑问，何必弄得如此繁琐？时光紧迫，不如尽早动手，早点结束，毕竟战争所拼的，不过是一场速度的较量。
毛泽东遭遇了尖锐的质询，然而，此次他并未直接表达异议，而是巧妙地运用了迂回的策略，学会了沟通的艺术。
他指出，在场的多数同仁或许对前线情况不够了解，不妨我们咨询一下前线将领的意见，再作出决策，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项英紧锁眉头，声音洪亮地回应道：“无需再问，我早已咨询过彭德怀，他言明赣州仅有守军一万，若无援军，赣州唾手可得。”
赣州打定了。
04
一旦攻克赣南的决定得以通过，毛泽东心中依旧难以释怀，他仍试图劝说他人。
1932年伊始，自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已逾数月。毛泽东据此推测，日军有可能发动一场针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全国战局将面临重大转变。在一次小型会议中，他向与会者阐述了这一见解，并力劝大家认真思考日军全面侵华的可能性。
实则暗示，此刻不宜对赣州发动攻势，形势已生变故。
没想到一下就捅了篓子，顾作霖等人就批评毛泽东是”右倾机会主义“，日军都要攻入苏联了，你竟然不想着武装保卫苏联的问题，反而想着日军全面侵华的问题，思想有问题！
然后一群人攻击毛泽东，各种难听话都出来了。
此外，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本就身心疲惫，情绪激动之下，便宣称自己近期身体状况不佳，痰液中混有血丝，请求请假休息。
项英等众非但未加阻拦，反而顺应时势，欣然同意，将毛泽东安置于东华山上一座古庙中静养。
言语既已脱口，毛泽东自不便再行多言。行前，他向周恩来叮嘱，当前前线战事紧绷，局势瞬息万变，一旦有需，即刻与我联络。
不久之后，我转至东华山修养，暂时脱离了中央苏区的领导岗位。